一、误打误撞当上汽车兵

1939年8月27日，我出生在安徽省黄山歙县的一个贫农家庭。我的父亲是地主家的账房先生，读过私塾，我的祖母和母亲是农村妇女，都是小脚。

5岁的时候，父亲就过世了，那时母亲才29岁。她没有改嫁，带着我和我10岁的哥哥、1岁的妹妹一起生活。

当时家里很苦很贫寒，我们在家务农，我的小脚母亲根本负担不起三个孩子，所以我一心想去当兵。

我想我后来之所以会被南京军区选中去为林彪开车，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工作能力和思想觉悟，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贫农的家庭背景。

1956年，义务兵第一年招收时我就报名参军了。那时候我16岁，小学学历。我是瞒着母亲悄悄报的名，因为旧社会讲好男不当兵，我母亲不舍得，奶奶也哭，不让我去当兵。

其实我当时的确连参军年龄都没到，但我在村里比较积极，1954年就入了团，带兵的人看我是共青团员，愿意带我走。他和我说：“你年龄没到不要紧，多报一岁嘛。”

所以到现在我档案里的出生年份都还是1938年。这样多报一岁，我就参军了。

我那时很天真，想当空军，不想当陆军。可那个带兵的讲：“小方，航空兵昨晚就调走了，今天招你们都是开汽车的。”没办法，我只好当一名汽车兵了。

我们这批新兵本来是去江西0055部队的，但到了杭州以后，领导从我们700个人里抽了20个人调去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我想：去上海不得了啊！

那是1956年的冬天，我记得是一个下雪天，我们乘火车从上海龙华站走到颛桥，再坐小轮船到外滩4号军用码头上的岸，住进了江湾路1号（原上海警备区驻地）。

首长和我们讲，要是别人问我们从哪里来？就说从后方来。到哪里去？就说到前方去。我就记住了。经过一番教育后，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。

当时我们每个月有6元津贴，我把第一次发的津贴全部捐献给了国家。因为首长说宋庆龄副委员长捐了一架飞机，所以我就把我仅有的6元全部捐了。

我们指导员不同意，叫我留2元。我说我牙膏牙刷上个月都买好了，不用再花钱，这个钱一定要全部捐掉。后来指导员还在会上表扬了我。

第一年，我没有评上“五好战士”，我很难受，觉得没脸见人。我就开始留意那些评上的人，我看到人家天不亮就起来，给别人打水洗脸，毛巾放好，牙膏挤好，没事就擦车子。

于是，我就跟他们学，即使手上冻疮很痛也坚持去擦车。第二年，我就评上了“五好战士”，之后年年都评上。

再后来，我被调去镇江学开车，成了警备区的汽车训练兵。我在那里学了一年零两个月，开的是卡车，也学过开坦克，书有《汽车构造》《驾驶技术》《交通规则》等四本。

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警备区，后来又调到崇明守备区开美国吉普。我在单位勤学苦练，做事一丝不苟，领导说一，我不说二，安全行车2万多公里。

1960年，我从部队调到沧州饭店，1962年又调到延安饭店开伏尔加车，像许世友、黄永胜、叶剑英、杨成武等来上海时，我都为他们开过车，不过时间很短。

我在延安饭店时开车也比较积极，车辆保养得很好，当上了汽车班班长，领导都喜欢我，叫我小胖子。

我1960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1962年成为预备党员，一年以后就转正了。估计领导就是看我表现不错，又是贫农和党员，所以选了我去为林彪开车。

方顺安

二、秘密受命成为林彪司机

1965年，延安饭店已盖了五层。有一天，上海警备区干部处的李处长在饭店开了一个客房，单独找我谈话。他说要交给我一个光荣的任务，但又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任务。

他对我提出了“四不”原则：凡是不宜观看的，切勿浏览；凡是不宜言谈的，绝不开口；凡是不宜询问的，绝不发问；凡是不宜聆听的，坚决不听。

他透露，这是一项高度机密的使命，知情者寥寥无几，即便是延安饭店的总经理也不得而知。若有人日后询问我行踪，只需告知他们我已外出工作。其他一切细节均不能透露，一旦泄露便是背叛，将面临极刑。

起初，连我的母亲也浑然不知，我竟肩负起为林彪驾驶的使命。随后的“文化大革命”风起云涌，众人对我的行踪更是莫衷一是。

彼时我尚处风华正茂之年，心怀感恩之情，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坚定不移。在我看来，若非身为共产党员，我恐怕无缘投身军旅，无法成为一名士兵，穿上军装，踏上皮鞋，这一切都将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
肩负起这项使命，我的心中涌动着翻身之喜、自豪之情与责任感交织的复杂情绪。自幼，母亲便教导我：“若是你能胜任别人所能之事，那并不算真正的本事。唯有当你面对别人难以企及的挑战，并能出色地完成，那才称得上是真本事。”

因此，我下定决心务必完成这一任务，否则无法对得起人民、党和父母。未加思索，我即刻应允。

任务一经分配，李处长便要求我即刻启程，务必当日出发，且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行踪，即便是延安饭店的领导也不例外。那时，我随身仅携一个黄色的挎包，便毅然背起，踏上了旅程。

李处长亲自将我送至老北站，我随后搭乘火车前往杭州，随后当地的车辆将我接至林彪的住所。直至那时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我的使命竟然是负责为林彪驾驶。心头的“咯噔”一响，我不禁感到一丝畏惧。

我入住于西湖畔的一家宾馆，并被告知需驾驶一辆黑色的苏联吉斯牌轿车。实际上，这辆车我曾在上海有过驾驶经验。恰在李处长与我进行谈话的一个月前，领导突然派遣我前往上海市委，以便熟悉该车，看来那时便已有此一考虑。

此乃一款防弹车型，整备质量高达8吨，车身造型独特，既高又长。车头部分向上略微翘起，两侧安装有大灯。车窗采用深色调的玻璃，并装饰以花卉图案的窗帘。车内空间宽敞舒适，司机右侧座位可容纳两人，通常由秘书与安保人员乘坐。

车后部设有两排座椅，然而在我所驾驶的车辆中，后排通常仅林彪夫妇二人乘坐，因此其中一排座椅常被折叠收起，以腾出空间放置一张写字台。驾驶座与后排座椅之间安装了一块厚度超过十厘米的密闭玻璃，该玻璃可灵活升降。每当林彪有重要机密话语需要传达时，他便将玻璃缓缓升起，如此一来，我们的谈话便得以保密。

警灯闪烁，警报声此起彼伏，然而在我的记忆中，这样的场景却鲜少出现。这辆车平日里总是驻足于车库之中，无论是保养还是检修，都需依赖外界的专业人士，且必须得到保卫处处长的首肯。我则负责在一旁进行监督。此车专供林彪外出时使用，子女与叶群均不得染指。而叶群若需单独外出，则会驾驶另一辆苏联制造的伏尔加车。

我的出车任务，由林彪的秘书亲自安排。那位秘书，一位清秀的白面书生，身材高大，身高超过一米八，体格健硕。一切安排妥当后，保卫处处长便会将指令传达给我。通常情况下，通知都是即日下达，无需拖延，即刻启程。他总是说：“小方，请准备车辆，首长今日有重要活动。”我心中便明了，车辆即将出发，进行检查。

登车之后，方才告知目的地。一切行程，均由他们预先规划，我必须严格遵守既定路线行驶，不得擅自更改，否则便构成了违规。

我与保卫处的处长均配备有枪械，我手持的是一支小巧的枪支，轻便易握，射击时几乎无声，且射程有限。枪内备有30发子弹，尚未上膛，分别存放在两个弹匣中，这些弹匣就置于枪套之外。然而，我猜测其中可能掺杂了假橡皮子弹。

处处长的武器与弹药体积均远超我等，射程亦更为宽广。日常，我们鲜少动用枪械，然而维护保养却是必不可少。每天都有专人负责检查枪支与弹药，严禁随意射击，以免造成弹药浪费。

某日，我于西湖畔持械垂钓，不意保卫处主管亲临询问，讯我行踪及何以弹药短缺。

平日里，我常与林彪的秘书及保卫处处长共进大灶餐，餐桌上四菜一汤，各取所好，自行盛取。

在某个时刻，我的母亲曾寄来一封家书，然而由于内部传递的延误，这封信在我手中出现时，已然晚了五六个月。信中，母亲向我传达了一个消息：故乡有人计划在我们的晒场之上建造房屋，此举恐将对我的晾晒物品造成影响。

用餐之际，我发现自己的食量较往常减少，林彪的秘书便留意到这一情况，随即关切地询问我食少的原因，是否收到了某封信件，或是遇到了什么困扰。我于是向他详细解释了事情的原委。

岁月流转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当年便联络了安徽省徽州地委。地委随即派遣了一位同志赴县，县委副书记亦派人回乡生产队调查核实，确认情况属实后，立即下令停止造作。

原本计划建造一座三层楼高的宽敞住宅，最终却仅落成了不足十平米的小平房。即便如此，这并未影响我家晒场的使用。

此事在故乡引发了亲人们的诸多揣测，他们纷纷臆测我在他乡或许担任了高职要职。当我返回故里时，县委副书记好奇地询问我在外任职的具体职务，并提及省里来电询问，是否需要拆除这所小屋。我则回应称无需如此。

三、上海会前夕秘任

1965年的金秋时节，我在杭州西湖国宾馆有幸初次遇见了林彪。在此之前，我对他的认知仅限于他是军委副主席，且对毛主席忠心耿耿。

与他相识后，我发现他待人极为随和。尽管他通常在小会议室里独自用餐，享用精心准备的小灶，但偶尔他也会拿起一根牙签，走进大会议室，好奇地探询我们大灶的菜品，显示出他对我们的深切关怀。

他性格严谨，言语不多，言谈举止得体有度，一年中我几乎难得听到他开口三言两语。生活中，他崇尚节俭，鲜少身着军装，更不佩戴军衔、领章和帽徽，与那些高干截然不同。

他的军装，一袭朴素的黄，裤子则是质感十足的粗呢制成，脚踩的是部队配发的皮鞋。手腕上佩戴的是上海手表厂生产的黑色潜水表，表盘上还镶嵌着罗盘与指北针。他的住宿，皆由国家精心安排，无论是在杭州的西湖宾馆，上海的岳阳路招待所，还是苏州的南林饭店，都彰显了国家对他的关怀与尊重。

他所使用的物品均为单位所配备，家具样式普通，并非红木制成，所盖的被子亦与我们相同，均为部队所采用的黄色被褥。

他的饮食颇为简约，偏向素食。在用餐时，他通常与叶群共餐，偶尔也会与秘书同行，却鲜少邀请子女一同享用。散步是他的一大爱好，常与叶群及秘书数人一同漫步。

他的书法技艺堪称一绝，我曾在他办公室协助整理时，目睹过他案头摆放的毛笔与砚台。更有幸的是，我曾与他握手，他的手肤质细腻、柔嫩无比，手掌不大，甚至未曾留下任何粗糙的茧子。

在他身边工作，我觉得有种自豪感。所以我空下来就学习《毛主席语录》，不想让人家看不起。

某日，我忽然接到指令，需将林彪送往上海，却并未透露具体的目的地。我遵照保卫处处长的安排，驾驶车辆沿着东海一路前行，最终抵达乍浦的一处开阔地。那里已有两辆车等候着我们。

保卫处处长报告道：“首长，上海的同志已抵达。”据我所知，其中不乏王必成、陈丕显等知名人士。王必成上前行了一礼，林彪并未下车，连车窗玻璃也未摇下，更无言语，仅以手势示意，示意我们离去，于是我们便启程。前方由一辆警车开道，后方跟随一辆车辆，我则紧随其后。抵达市区后，一路上绿灯通行。路线早已精心安排，确保无红灯出现，以免车辆停车时发生意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车辆驶至岳阳路一幢古旧洋房前，此处现已成为老干部局，昔日却是宋子文的居所，其门朝西而开，车辆便停泊于此。林彪便居住在这座老洋房内，而我则寄宿于对面的一处招待所，那里设有小型车队，数位驾驶员同住一处。直至后来，我方得知林彪来沪，乃是为了参加上海会议。

在上海逗留期间，林彪鲜少外出，他并不热衷于社交活动，即便是宴请邀请，他也常常婉言谢绝。偶尔有客人前来拜访，他便会劝说道：“你们若事务繁忙，就不必特地前来。”诸如马天水、陈丕显等，都曾造访过他。

林彪在上海的逗留时间颇为短暂，很快便转赴苏州，而他在苏州的停留则相对较长，长达一年有余。1966年，我受命负责将他送往苏州的南林饭店。这是我首次踏足南林，那里的车道漫长，以至于车辆几乎无法转弯。我依稀记得，踏入大门后，右手边第二座小洋房便是他的居所。而我本人则被安排在北边的北林居住。

四、多次下乡见顾阿桃

顾阿桃，一位未曾涉猎书卷的普通农村女性，在文革时期崭露头角，被誉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模范标兵。

在苏州，林彪出行时叶群总是相伴左右，而叶群偶尔也会独自外出。因此，我与她的接触颇为频繁，我亲切地称她为“首长”。叶群拥有瓜子脸庞，容貌甚是秀美。她言辞敏捷，交谈时语气温柔，宛如春风拂面。乘车途中，她常会关心地询问我的近况，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。

她性情颇为难驯，外界传闻那怕光畏风者并非林彪，而是叶群。她惧怕阳光，畏忌炎热，微风拂面便引发头痛。因此，她时常以纱巾裹头，将发丝遮掩，仅留双眼映入人眼。

那日驾车出行，她轻声提及风势颇大，我即刻将车窗紧闭。尽管我素来惧怕炎热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我主要负责将她送往太仓与顾阿桃会面，此行已往返七八次。林彪并未同行，亦未携带秘书或保卫人员，仅我们二人前往，她行事颇为低调。

顾阿桃，那位在全国范围内被誉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楷模，当时年约五十。尽管她是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太太，却能够流利地背诵众多毛主席的语录以及《老三篇》。她居住在太仓县沙溪镇的洪泾村。我们通常于下午四点钟从苏州出发，抵达那里大约是五点钟左右。

车辆驶停于宽阔的马路之上，叶群遂步下车，沿着田埂旁细沙铺就的小径步入其中。偶尔，顾阿桃便会至马路上迎候叶群，待其离去之际，亦会亲自相送至门外。

叶群曾言，顾阿桃虽识字无多，但她学习态度诚恳。每当毛主席为她授课，便以画作太阳的形式启迪她。我们每次抵达苏州，林彪通常已进入梦乡。为不干扰其休息，叶群总会吩咐我将车辆熄火，随后自行步入屋内，而我则需指挥四位保卫员将车缓缓推入车库，推行的距离约五六十米。

在杭州与苏州的时光里，我有幸目睹了林立果与林豆豆的身影。林立果身着军装，英姿飒爽，颇具魅力，然而却也显得几分狡黠。林豆豆与杨成武的女儿交情深厚，二人皆担任解放军报的记者。对于这些年轻一代，我怀抱着深深的敬意。

五、林彪事件以后

自1965年至1967年，我随林彪的脚步，从杭州至上海，继而抵达苏州，这段旅程历时近两年。到了1967年的秋冬之际，林彪被召回北京。在启程前夕，林彪的秘书前来与我进行了一次谈话，告知我他们将于次日返回北京，并邀请我一同前往。

我心中暗想，若是在杭州，只需乘坐一趟长途汽车便能返回皖南的故乡；而若前往北京，则需要乘坐火车耗时两天，实在是路途遥远。当时，我还未能达到乘坐飞机的资格。因此，我抱怨道，北京与母亲相隔实在是太过遥远。

这句话一讲，他们就没再叫我去了。走之前，叶群送了我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，还给我签了名。后来组织上问我当时有没有什么纪念品，我就把这本《毛主席语录》上交了。

实际上，我那时曾记录下自己的日记，然而担心若留于身边恐遭他人发现，引发不必要的麻烦，于是将它们一并寄回了故乡。遗憾的是，最终这些日记被母亲销毁了。

自林彪返京之后，我的职责便告一段落，我随即重返延安饭店。在那儿，饭店的党委书记与经理均未对我的去向表示任何询问。尽管如此，同事们对此充满了好奇，而我却始终严守秘密，未曾透露任何信息。

半年光景，我便荣获了晋升，脱离了驾驶岗位，转任食品科助理员。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，我得以再进一步，调至管理科，并一路晋升至科长职位。我的最高职级达到18级正科，并享有副总经理的待遇。

当时林彪事件发生后，我并没有受到牵连，也没人来调查我。我心想还好没和他一起去北京，不然我就倒霉了。

然而，我认为媒体将他描绘成军阀，指责他粗暴、鲁莽且嫉妒英才，这些言论显得极为不负责任。

此人风度翩翩，自律甚严，绝非鲁莽之辈。身为高级干部，却仍心系战士们的日常生活，此类人实属罕见。

主席英明神武，功绩卓著，难道会将一名无德之徒擢升为元帅？难道不能让杨成武、杨得志等人担任这一职务？若无真才实学，又怎能被选拔至如此高位？因此，媒体所述那些言论实乃恶意中伤。然而，在那个时期，我并未敢公开发表此观点，只能选择默默支持。